龙春林：“回望来时路”——国际经济植物学会访谈

采访中央民族大学龙春林教授。春林教授从事民族植物学、民族生态学、民族药物学、植物遗传资源、植物化学、植物分类学和生物多样性等领域的工作。

请用几个字简要描述您自己。您认为自己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植物学家吗，或者您有其他看待自己的方式吗？

我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民族植物学工作者，但有时也会被称为民族生物学家或民族药专家。事实上，我既是民族植物学家，也是一名植物学家和人民教师，我给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民族植物学、民族生态学和植物学等课程。

请形容一下您的工作，并谈谈您如何看待您的使命

在过去的30年里，我一直致力于研究人和植物之间的关系。来北京之前，我在中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云南省学习工作了23年，任职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以下简称“昆植所”），对中国的西南地区考察颇多。后来我的足迹遍布中国，且大多为乡间村落。任教职以来，我努力培养年轻人。因此，可以说我的使命主要有四点：第一，保护传统植物知识和传统生态知识。中国发展迅猛，我们须加快进程去保护濒临消失的传统知识，但中国掌握民族植物学方法的人并不多，因此我们需要更多的人加入到保护的领域里来，并为之努力；第二，培养更多的年轻人和民族植物学者，继续这份事业。中国有丰富多样的传统植物知识，需要更多的人去抢救和记录；第三，宣传传统植物学知识，且不局限于校园之内，也要充分借助新闻和大众媒体；第四，发展新的理论和方法。我们的研究和教学方法需要不断创新和进步。

您的学习经历，及其是否对您有特别的影响？

我在昆明植物研究所师从李恒研究员和裴盛基研究员，获得硕士学位，之后在日本静冈大学、岐阜大学学习可持续发展，并获得了博士学位。中井弘和教授是我的导师，我主攻农业生物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方向。自硕士阶段起，我便广泛深入地学习民族植物学。我本人对食用植物、药用植物及几乎所有被人类利用的植物兴趣盎然。除了中国的植物外，我对缅甸、老挝、泰国和蒙古国的也有所涉足。

您为何钟情于民族植物学？

初闻民族植物学，我尚且年轻，不知何为民族植物学，亦不清楚自己是否对此怀有兴趣。但当我去到乡村进行考察，当地人所掌握的丰富的传统知识让我大为震惊。我向他们学习，并很好奇为何他们知道的动植物及环境的知识是如此之多。我渐渐喜欢上了与他们一同劳作，这对我的影响颇深。此外，言于此，必然离不开我的导师裴盛基教授，他是一位相当杰出的民族植物学家，当然，我的其他几位导师也非常优秀，是他们激发了我对民族植物学的浓厚兴趣。

您曾想过您将会成为一位民族植物学家吗？您儿时想做什么？如果您不做民族植物学家，您可能做什么？

在知道民族植物学以前，我在中国的中部学习，对民族植物学一无所知。我只知道植物学和植物分类学，到了昆植所后才知道有民族植物学。年轻的时候我曾想当一个矿工或城市里的工厂工人，操作机器。中国人口量大，很多来自乡村和山区的人都想在大城市找工作维持生计。年轻人不愿意留在乡下，更不了解动植物。

是什么导致您选择以有用植物作为您当前的主要研究内容？

常年累月的乡村考察使我注意到，乡村人民的生产生活所需非常之多。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贫穷仍是中国的大难题之一。而在许多案例中，传统知识能够帮助到人们缓解穷困之苦，有人甚至借此脱贫致富。例如，云南有一个水稻地方品种，叫长毛谷，只生长于几个村落的很小区域。它的产量不高，但其特性和相关知识很有意思。我们对此进行研究，并得到了有价值的结论：长毛谷非常奇特，它富含对人体健康有益的营养成分和生物活性化合物。我们把研究结果拿来和当地人及一些小企业分享，从而打开了它的销量，价格也随之上升，当地人民因此收益颇丰。如今大家会有意识地去保护当地的一些作物品种，并且能提高收入水平。

另一个例子是传统的茶叶种植。一般来说，茶园都是单一种植，但在云南南部，人们在森林中种植茶树，并用传统的方式管理茶园。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种植方式，不仅不施用化肥农药，也不毁坏森林，且产出的茶叶质量好，口感佳，因此价格较高。人们借此获得了不错的收益。20年前这里还是贫穷之乡，如今已焕然一新。

在您的职业生涯中，对您影响最大的人是谁？是否曾有什么（善意或偶然的）行为改变了您的人生轨迹？

自然，我的导师们深刻影响了我的职业生涯。但我还想说一下吴征镒院士，他于8年前与世长辞，但对我的影响巨大。为了保护种质资源，我曾用10年的时间致力于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的建设工作，吴院士鼓励我学习植物遗传资源保护方面的知识。此外，离不开家人们对我一如既往的支持。

您职业生涯中有何突出成就？有什么感到骄傲的时刻？

确实有一些。首先是12年前我在全国性的民族植物学会议上提出了“现代民族植物学”的理念，自那以后就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采用我提出的方法开展研究工作；第二项成就是，我培养了121名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的研究生。虽然他们现在并不全是民族植物学者，但大都将民族植物学的方法应用到了其他学科或领域；第三项成就是，通过我们对传统知识和植物的研究，我们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做出了贡献；此外还用了10年的时间投身“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这一国家重大科学工程的建设，在收集种质资源的过程中融入了传统的植物学知识。在此之前，人们只是收集物种的地理、生物和生态信息，而我们把传统知识也纳入其中。

*作为大会特邀报告人，在中国植物学会学术年会上作大会报告，参会代表超过5000人。昆明，2018年10月*

是否遇到过瓶颈？是否有过被质疑的时候？

当我外出考察，认识新的朋友，他们问及我的背景，往往会对民族植物学这门学科感到吃惊。民族植物学仍是一个边缘学科，在植物学领域，仅有一小部分人从事民族植物学的研究工作。因此，对我们而言，与植物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等学科竞争是十分困难的。这就是我工作主要的瓶颈之一。

您对学习民族植物学的学生有什么建议？

这要取决于学生的背景和研究课题。但通常来说，应对人和植物的关系抱有兴趣，有求知的热情；要相信拥有丰富传统植物知识的当地人民，虚心请教。

您如何看待民族植物学的未来？例如新趋势、未被研究过的区域及被过度研究的区域？您认为民族植物学对未来最重要的使命是什么？

我们未来还有许多要做的。我们要加强传统知识的编目，因为我们已错失了太多，很多遗憾难以弥补。当今，东南亚和非洲、南美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仍有大量未被记载的传统知识。应采用新的技术和方法进行调查、记录和分析。例如，我们可以使用地理信息系统、互联网及一些线上的方法，还可以使用基因组学和植物化学来研究作物传统品种及民间利用的植物资源，了解他们的特性和生物活性。我们需要超越基础科学，提高认知，让公众更好地理解民族植物学的意义。我还认为城市民族植物学将有更广阔的研究前景，但是目前它完全被忽视了。

最喜欢的民族植物学研究者

例如Anthony Cunningham，他曾给我很大的鼓舞；曾工作于邱园的Alan Hamilton，以及 Gary Martin。当然还有我的导师裴盛基研究员；植物分类学家和民族植物学家Peter Raven教授，他曾长期担任密苏里植物园主任；也非常喜欢Rick Stepp 和 Nancy Turner。

*北京“格致论道”演讲（通过《人民日报》客户端、央视频等媒体直播获得1061万浏览量），2020年11月*

有哪些民族植物学方面的“必读书目”？

我给我的学生们列过一些书单，向大众主要推荐两本书：Richard Schultes 和 Siri von Reis编著的Ethnobotany: Evolution of a Discipline，以及Garry Martin编写的Ethnobotany: A Methods Manual。至于中国的作品，可以看看裴老师和我的《民族植物学》《应用民族植物学》《民族文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等书。

您休息时都做些什么？有什么个人爱好？

我年轻时很喜欢运动，诸如足球、排球、兵乓球，我也喜欢下围棋，但下围棋太耗费时间了，有时会通宵达旦！现在终日忙碌，没有太多休闲时间。即便是周末，也要写写文章，或是准备一些教学材料。但既然我喜欢上这份工作，这便成了我的爱好。

您最喜欢的植物及原因？

我喜欢的植物非常之多，在这里分享一二。首先是芭蕉科的地涌金莲，是个狭域特有种，长得比香蕉小，花序直立，美观又实用，可作为食物、药材以及原材料；另一个是分布在喜马拉雅山东部的尼泊尔桤木，虽不如地涌金莲惊艳，但也非常神奇。它生长速度快，且能够固氮，在当地用途广泛，能做木材、工艺品，或者食物和茶叶的容器。树皮含有单宁，可入药，叶子可作动物饲料。更重要的是，尼泊尔桤木还能保持水土、提高土壤肥力，这对于农民来说十分利好。